大国小民丨企业慈善会：不能不捐捐少了也不行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1994年，我入职县里最大的一家煤炭企业。当时，企业老板是市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和县党代表，企业做大后，主管部门来做工作，老板虽不情愿，但还是在工商联合会、煤炭商会、慈善协会、私营企业家协会等机构任了副会长。

  老板工作忙，协会又经常开会，所以从2006年起，有关企业慈善的活动就都交由我负责。这些年，我在参加了很多抗震救灾、金秋助学、扶贫济困等活动的同时，也参加了一些“特殊”的慈善活动。

  2009年那会儿，县里分管私营企业的统战部刘副部长，决定组织私企负责人去周边县市进行“红色旅游”，“提高企业家的革命情怀”。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强调了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后，宣布活动统一行动，费用企业分摊，“大企业多出，小企业少出”。

  我们作为“大企业”，要出3万元。我回来汇报时，老板很不乐意，但考虑到别的企业都出了，老板只得认了。老板最讨厌上级部门安排的培训、参观、考查，于是又是那句话：“你替我去吧，我没时间。”

  之前，刘副部长曾规定，“私企界别小组”每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活动，到企业“面对面处理问题”，还要邀请领导下基层“站台、撑腰”。想法虽好，但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却不尽人意。每次参观、座谈、吃饭，对公司提出的问题，大的要集体开会研究决定，小的反馈给主管部门，“要求立即解决”，但最终研没研究、解没解决，事后再没人过问，最后大都是不了了之。

  2012年，刘副部长联系老板，说要组织“企业界别小组”开展学习报告的活动，“你们是大企业，要树立学习典范”。老板在外出差，便把这件事情交于我。

  刘副部长联系我时说，需要公司可以提供活动经费1万元，并解释：“这次打算去一个离城远点的度假酒店，上午订个会议室，开会学习报告。下午开展有奖问答和娱乐活动，晚餐后发纪念品，散会回家。你们回企业后，组织员工学习讨论，在煤矿、车间、工地照几张照片传给我，我好写通讯和宣传。”

  最后还特地嘱咐了句：“这次费用会开发票报销的，我们都安排好了，你们给钱就行。”

  在此之前，企业刚刚给当地新农村建设捐了10万元，给乡镇敬老院捐了2万元生活用品，按刘副部长要求，又向贫困户和老党员捐了10万元。所以当我把刘副部长的要求转述之后，老板听了有点气愤，不同意给钱：“这叫学习？企业出钱大家娱乐，我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

  老板想了想，交代我说：“你就说我关机了，没找到老板。如果再说，就叫他等下次。”

  我照老板的意思给刘副部长说了，他叫我“联系好老板后”回他，他等着。见我始终没回话，他又打电话催了几次，我继续说“没打通”。刘副部长开始有些不满：“就1万元钱，你们是大企业，要不先借出来，活动完了，如果老板不信，到时我签个字证明开支是属实的。”

  我推说：“企业有规定，消费上万都是大开支，必须得老板签字同意才行。要不您改改日期，或是等下次？”

  “通知都发了，没法改期，况且还有领导参加。这事你们必须慎重对待，按要求办。”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能坚持，要钱必须找老板。

  他打不通老板的电话，就不停地联系我，反复阐述此次活动的“重要性”，并强调不举办可会产生的一系列难以处理的后果。见他不断打，脆关了手机，不再理睬。

  最后，他找了另外一个企业救急，并说“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部长”。从此，他不再喊我们参加活动，直到他被调走。

  2009年初，公安在全市展开了打黑除恶、整治社会治安的行动。我们县打掉了一个叫“烂李子”的涉黑组织，除此之外，冉老板也因为涉黑被捕了。

  冉老板原是国营肉联厂的员工，下岗后经商，企业主要经营农产品和肉类加工。他被捕后不久，就被判了刑，商会理事的职位也随之撤销。

  商会开会时通报了冉老板的罪行：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不从者，组织人员打骂威胁。当时开会的人，有的看窗外，有的低着头，有的盯着手，会场一片死寂。大家明白，非公有制企业的底子大多都不干净。

  此时，社会上关于涉黑的传言纷纷嚷嚷，我们老板也处在风口浪尖。有人说，我们老板的煤矿曾组织黑社会和当地村民械斗，并打伤了很多村民——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有其事，且公安部门已经过去处理过——但如果这件事被重新定性为涉黑，老板可能要遭殃。我们担心，就建议老板找找关系，去上面通融一下。

  2010年上半年，县公安局“异地交换”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黄局长。他为了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环境，请我们企业和另外一个大企业，“赞助”两个派出所的装修费。作为煤矿企业，我们大家常常需要找公安部门审批炸药，再加上流传着的涉黑传言，老板痛快答应了。

  装修由我们公司集团的建筑公司负责，原本只是室内铺地砖、刷白墙、外墙贴砖等项目，费用估算在几十万左右。但随着施工的进行，就慢慢增加了“整修厨房”、“搭个车棚”等项目。建筑经理不敢决定，频频打电话请示，老板有苦难言，只得答应：“头都磕了，还怕作个揖？”

  装修时，黄局长多次去现场指导，我们老板知道后，为表重视，有次和黄局长一起来到现场。黄局长在认真仔细检查完工的地砖和墙面后，来到阅览室，工人正在安墙裙。黄局长眉头皱了起来：“这墙裙怎么高了一截？”

  “现在墙裙不太流行了，太高我觉得不协调，就锯断了点。”我方负责人解释道。

  “头次来我就给你们专门交待过，一定要照着我给的图片做！这里是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地方，必须从踢脚线、灯、到吊顶的布局，全部参照市局的文化沙龙做！”黄局长有点生气地强调。

  工程完工后，又买了全新的办公家具换上，整个工程的费用也随之涨到了一百多万。

  老板交代我：“捐赠基层派出所改善环境的这个费用，要走慈善，你跟杨会长说一下，开下慈善票据。企业争优评先，是要看社会捐赠数的。”

  我找到慈善会杨会长，他一口同意，只是问我：“钱怎么不先从慈善走？”因为依规定，钱要先转到慈善专用账户，受捐单位或个人出收据来慈善会领取。

  “现在有数了，你拿钱在慈善账户过一下，一进一出，年末我们也好审计。”杨会长又说，“先等公安那边出了收据，我们再开慈善专用票据。”

  杨会长同我一起来到派出所，并提出想实地察看下工程量，确认是否属实。所长说有些地方没做好，需返工，“等都弄好了，我就给你们开”。可这样一些问题全部完善后，所长又表示：“这个收据要找局里开。”

  随后，我和杨会长去了局里，说明来意后，黄局很坚决地说了句“这收据咱们不可以出”，就接着径直开会去了。我们只可以无功而返。

  不久，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和杨会长再次找到他。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不悦地看着我们：“你们老板在支助时，从没说过要走慈善，更没说要我们出什么据，只叫把质量监督好就行。”

  我赔着笑脸，讲了企业要走慈善的目的：一是提升公司的名誉，二是对推动本县的慈善活动，三是合理做账抵税。杨会长也在旁讲解：“希望黄局从企业角度考虑下，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目，还望提供个方便。”

  见黄局长一直不为所动，杨会长开始和他闲扯起来。杨会长是退休的县委副书记，凡县里有重大决定，都要征求老干部的意见。而公安局长兼着副县长的职务，黄局长不敢怠慢，一面回应杨会长，一面翻弄着桌上的文件，神情淡漠。

  看我们执着，他明说了苦衷：“行政单位有规定，不能接受任何捐赠。你说我们怎么敢给你们出据？财政查到了怎么交待？外面传出去还不说我们是‘吃拿卡要’？这不是黑公安形象吗？”

  三天后，我们找到财政局局长，说名了来意。财政局局长是杨会长过去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也熟识。他说：“您也清楚，我们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经费紧张。这是办好事，解决财政困难，我们不计较。”

  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们又来到公安局，说了与财政局局长协商的结果。杨会长见黄局长还是有些犹豫，便说：“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给财政局局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黄局长拿起电话，沉思了一会儿，对杨会长说：“我们只可以给你们出个证明，证明企业为改善‘基层所’生活办公环境，自愿捐赠。钱多少，不写，也不从我们账上走。”杨会长同意了。

  最终，钱由我们企业转入慈善会账户，再由慈善会直接转到建筑装修单位，由装修单位给慈善会出收据，并附上工程决算造价表。

  十八大后，黄局长调回市里。听别人私下说，原来那两个基层所，是当时黄局长和市公安商量树立的“样板所”，准备在全市推广的，所以事成后他的职务会有大变动。

  在2011年前，有消息传出“小型煤矿将被政府淘汰”。于是，我们县的小煤矿纷纷投入巨资，有的不惜贷款“技改扩能”。2012年，随着国内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县的煤矿业也陷入“严冬”之中。

  煤炭是我们企业的支柱产业，老板更是一心一意发展煤炭，“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一个煤矿，要挖几十年，比做建筑、大工程都强”。但如今企业日子难过，投钱开发的新煤矿也停了。

  2013年，县开发区设立了“失地农民救助基金”。县里找到老板，联系捐赠资金。老板曾在那里修过几千万的公路，不好推辞，就和我一起去了捐赠现场，举了一块“50万”的牌子，当场捐了10万元。余款签协议，分期4年付完。

  2014年夏天，我们县遭遇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一些乡镇水、电、路全部瘫痪，垮塌房屋无数，2000多人无家可归。工商联的费主席在县里召开慈善捐赠大会，要求副会长（我们老板）起好带头作用，“发动每一家公司，积极参加捐款活动”。

  回来后，老板跟我说：“捐10万吧。我们是大企业，在公众面前要注意形象，要起带头作用，捐少了不像话。”

  那天，我拿着转账支票，按时去了捐赠现场，举了“10万”的牌子——其它大企业也是这个数。过去这种场合出风头的煤炭企业现在几乎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企业。

  又过了十几天，老板叫我去县府办参加一个赈灾方面的会议，本来只通知了10多家有名的房地产企业，但费主席说“你们是大企业，得参加”。

  会上，县领导通报了灾区情况，说，“面临的困难较多，既差钱又差物资”。费主席情绪激昂：“面对百年难遇的大灾难，作为有良知和责任的企业家，在危难关头，要挺身而出。我建议，你们每家再来个100万，为我县做个大贡献！”县领导也跟着说，“希望在座的企业家能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我代表灾民和县里衷心地感谢大家！”

  闻听这一唱一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陷入寂静之中。看长时间冷场，费主席没了笑容，绷着脸说：“我们只是倡议，请大家发表意见。”

  这时，金信房地产公司的马总先开了口。他是东北人，过去从政，后来下海经商到了南方，现在我们县搞房地产开发。

  “作为企业，回报社会是应该的。但你们要弄明白，作为企业，按时纳税、安排就业人员，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你们每次有困难，都叫企业支援，可企业有难了去找谁？你们给企业找过市场吗？开过绿灯吗？我们除了缴税，政府还有几十项收费，你们减、免、缓过没有？”马总越说越激动，声音也慢慢变得大，并列举了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

  眼见偏离了主题，县领导急忙打断了他的话：“你向主管副县长或县长反映过没有？”

  “谁是主管副县长？姓什么都不清楚，再说，县长我们能见得到吗？”马总反问。

  马总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有个外地的建筑企业老总说道：“私企如果挣了一元利润，最多自己只能用五毛，剩余的五毛要用来红色支出（慈善）、灰色支出（请客送礼）、黑色支出（索贿行贿），以期望企业能有更大的发展。”

  眼看快到中午了，我说：“现在煤炭企业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捐款的事，我请示老板后给答复。我中饭要陪客人，先走一步。”

  三天后，县里又通知了40多家有点名气的私企开会，称“县长、书记等领导将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我有事没去，去的人回来后讲道：“企业说的是实事，领导讲的是政策，各持已见，成效不大。”

  后来，有些企业还是进行了二次捐款，但都没超过5万，其中有些还是组织员工捐的。我向老板建议也组织一次员工捐赠，他说：“算了，现在效益不好。人心本就不稳，免得员工思想又起波动。”

  煤炭行业持续不景气，企业效益一直在下降。我们之前答应的“失地农民基金”捐款，也还欠着没付。近两年，对上门来求助的困难人士，我们都以资金紧张为由婉拒了，各种捐款活动老板也没参与。

  2016年，我们被要求参加“精准扶贫”，按过去的思路，我们曾以为：就是找企业出钱，而且出少了还不行。但扶贫动员大会上，领导讲：“不一定要企业出钱，‘智力扶贫’也行。你们是企业，有经营、管理思路，对外有关系，能发挥优势，做好‘帮、教’结合。帮，就是帮他们找到致富门路；教，就是教贫困户开阔眼界。”

  有次，一个村干部对我说：“要不你们捐点钱，我们计划修一条公路，方便大家出行、物资进出，更有助于村民整体脱贫。”我算了算，大概要20多万，不好拒绝，就一直拖着。我问老板该怎么去办，老板没有答复，只是说：“慈善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已经打电话给杨会长，下次不当了，让给有实力的企业。”

  于是，我回绝了村干部，同时讲了企业的现状，承诺一旦企业效益好了，一定帮他们修路。村干部很失望，不死心地说：“你们除了煤矿，还涉及了建筑、房地产、水陆运输，这些都是暴利行业，这几年应该挣了不少钱，要不我也不会开口找你们。你知道的，这一个地区穷得叮当响，主要是因为没公路，你们少办几顿招待，钱不就出来了？”

  我有些无奈地解释道：“但我们重点发展的是煤炭，煤炭不行了，运输也就不行了，建筑房地产多少年都没接过业务。”

  他见没希望，就沉默起来。我们都没再说话，望着秋日里荒凉的山坡，气氛异常尴尬。

  后来，老板辞去了慈善副会长的职务，我也长吁一口气。作为慈善会副会长，不捐款，在慈善大会上脸面无光，慈善小会上无地自容，现在终于要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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