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访过教堂、寺、道观、寺庙和世俗的学校/还敲开了封闭的养老院以及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如果可能它将惊醒这样一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死神的/ 面具/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
当东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是走出绝境？还是自我毁灭？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
这场持续肆虐的病毒在怎样改变着这样一个世界？而诗人、作家该如何回应和写作这些变化？最近，诗人吉狄马加写下了一首长诗《裂开的星球》。他谈道：“在这样一个人类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要把捍卫自由、公平和正义作为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要用诗歌去打破任何形式的壁垒和隔离，要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人道的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也正因为此，我写下长诗《裂开的星球》，试图来回答当下世界所面临境遇的种种疑问。”
爱沙尼亚作家尤里·塔尔维特认为，《裂开的星球》直接面向具体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书写了人类正在共同经受的巨大苦难，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量近乎本质化的思考——探讨了人类文明的繁盛与危机、进步或倒退，以及人类与我们这颗星球之间相互改变又相互依存的深刻复杂的共生关系。这首诗证明了诗歌在今天依然具备对当代现实的强大的关切意识和表达能力。
“吉狄马加扮演的角色，正类似于他过往诗歌里反复写到的毕摩。作为祭司，毕摩以自己独特的形式，维持着族人与自然世界、与神话世界间的联系。他以一种看似超现实的方式，把太阳、星辰、河流、祖先和神灵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打通，以此来实现某种‘复活’。这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性的解脱。他对自己原始民族文化元素的关注与发掘，以及对民族神话传说的生动表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独树一帜。一套在全然相异的文化生态中存活下来的独特语言体系，往往具有受难者的品质。但他的语言虽然是从受难者的位置出发，但是他绝不是一个绝望的受难者。他把独特的民族语言方式及思维方法同最当下性的人类文明危机话题结合起来，因此不仅是一位面向民族文化传统的史诗式诗人，同时还是一位面向人类文明未来的史诗式诗人。”尤里·塔尔维特谈道。
尤里·塔尔维特也将吉狄马加的诗歌与其他诗人的作品作对比：“吉狄马加对自然世界尤其是动物意象的书写，类似威廉·布莱克，布莱克笔下的老虎同强悍原始的精神力量以及不朽的超验性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神秘的力量感同样出现在吉狄马加笔下。包括他与聂鲁达之间的相似性，两位诗人都有一种预言家般的人类意识，能够把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总体性想象、关切，投射在自己的诗歌书写之中，这构成了他们之间隐秘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这也体现了在新的时代，不同民族、不用语言的诗人们，是怎样在人类文学的正典中受一定的影响、并有效地与之对话。”
毕业于萨格勒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的翻译家丁尼克·泰利肯谈道：“这首诗写于一年半之前，但看起来就像几天前才写出来的一样新鲜，因为星球目前仍然是裂开的，要乐观面对当下的情势并不是特别容易。就像这首诗说的，有些东西仍然是不变的，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比如前面所说的那种相似性，比如说诗歌本身。诗歌代表文字的力量。它没有政治家、经济、企业所具有的力量，但它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有时没有显示出来，但一直在那里。吉狄马加这首诗就显示了这种力量。”
罗马尼亚作家欧金·乌力卡罗从吉狄马加诗中的意象谈起：“吉狄马加写到了很重要的事物，谈到了雪豹，谈到了四川村庄里的老妇人，谈到了微小和宏大的事物。就这样，吉狄马加的诗歌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门，看到未来的可能性。爱与仇恨，我们该怎么选择？吉狄马加告诉我们最终选择爱，因为爱是世界的基础，咱们不可以将个人的、细小的仇恨放进这个大爱里。”
现场的多位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都将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与屈原的长诗及其开创的诗歌传统进行了比较，翻译家汪剑钊说：“马加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诗人，屈原的诗歌里面体现的是忠君爱国，而马加的诗歌里面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全人类的关怀、对生态的关注，他的眼光不是停留在对诸侯国的关注，而是有全人类的眼光。我们拿马加的《裂开的星球》跟屈原的《天问》《离骚》《九章》《九歌》这些诗歌比较的话显然有这个特点。但是从诗歌的脉络来说，他们同样在政治抒情诗这个脉络当中。”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认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包括艾略特，包括很多人，他们开始用长诗写散文，写作对象不是故事，是情感。马加的这个长诗，又开始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又像回到中国屈原的传统或者是赋的传统，或者有很大的可能是诗歌加哲学的传统。”
诗人、评论家唐晓渡同样将《裂开的星球》放在长诗的系统中进行理解：“我想到叶芝的《基督再临》、艾略特的《荒原》，还有金斯伯格的《嚎叫》，因为马加大量使用排比句式，我们大概从八十年代以来非常忌讳在诗里面用排比句，这是过去大规模政治抒情诗善用的方式，排比句式的好处是积累一种势能，但是你内外要有足够力量平衡这种势能，否则最后可能气就泄掉了。北岛的《歧路行》好像写到八九百行才写了三分之一，后面他就把叙述和抒情全部融合在一起。《裂开的星球》中，大规模的使用排比句，会把内在的能量传递给我们。”
诗人西渡认为，《裂开的星球》处理的主题更深邃：“这种深邃来自于，诗人不是单纯的身份，而是有多种身份在诗中起作用。第一重身份是有一个经典的左翼诗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跟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艾青都有某种关联；同时他还是一个彝族诗人的身份，是毕摩的继承者的身份。还有一个身份是作为人类的个体，我对全人类说话。这首诗由于有这种多重声音的交织，关注的题材，好像他处理的是面对疫情的现实带来人类的分裂、人类的危机，其实还涉及到神话、历史，不光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有更长远的历史、彝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包括全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命运考虑在内。”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这首长诗可以被视作在历史语境下的新的政治抒情长诗。“而我这里所谈的政治，不是中国当代诗歌传统里面那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而是指一种人类的可能性的未来生活，这恰恰是目前最大的政治，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
吉狄马加在最后回应道：“我个人觉得，一个诗人有些时候写一些对人类终极性思考的内容、更不可思议的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诗人总应该有一些诗人写出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对诗歌来说，它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海德格尔说的，诗人的使命或者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另外一个方面是，无论我们站在高山之巅或者是站在宇宙多维度的地方，但是对地球对人类的审视，最终还要回到诗人站在地球上的某一点上对生命的感知。”
